慕儒@沙园

亚运会举行至今，中国队的金牌数接近140，据说有望超过当年北京亚运，并且达到200枚。纵观夺金项目，与其他国际体育赛事无异，都无非是乒乓球、羽毛球、射击、举重、游泳、跳水、体操为大宗。这些运动可分三类：乒乓球、羽毛球属对抗型运动，通过博弈过程中的胜负而得分，有一定的人为规则；射击、举重、游泳属目标型运动，以速度、重量（力量）、靶数为衡量胜负的目标矢量，判断标准客观，制定的规则较少；而体操、跳水，姑且称之为“考试型”运动：它们不像对抗型运动那样，由直观的较量定输赢；亦不像目标型运动那般，有显而易见的判断标准。它们是在一系列人为制定的公认规则下，分别地演绎，再由评委根据其符合规则的程度评定分数，最后根据分数排名。这种“考试型”运动成为中国最强的夺金项目，估计仅次于乒乓球这一富有中国民众基础的项目。

为什么说它们是“考试型”运动项目呢？试以结构化面试为例作比较分析之。借用百度百科的定义，结构化面试，“也称标准化面试，是相对于传统的经验型面试而言的，是指按照事先制定好的面试提纲上的问题一一发问，并按照标准格式记下面试者的回答和对他的评价的一种面试方式”。即考生在若干考官面前，在规定时间内，回答事先制定好的人人都一样的问题。以公务员结构化面试为例，三道题，不外乎是：一，你怎么看待报考岗位与自己的关系；二，你怎么理解某个中央政策或某句领导人的讲话；三，举出一个实际例子，问你若是身在其中的执政者或管理者，你会怎么处理。再以某市某局直属事业单位结构化面试为例，亦三道题：一，你怎么看待某个社会现象；二，若单位要求你做一个实际工作，你会怎么做；三，也是举出一个实际例子，譬如接待领导、与客户谈项目等，中途出现了变故，问你怎么应变。然后，考官根据仪表、语速、表达内容等评分点打分，其中表达内容里，又事先设定若干得分点，即标准化答案去打分。说到点子上了的、表达清楚、语气又得体、仪表仪容又姣好或俊朗的，自然而然能得高分。最后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剩下算平均分，就是最终分数。以上就是如今绝大部分公务员面试、大部分事业单位面试所采用的形式。

在体操、跳水等项目中，运动员都进行毫无差别的比赛环节：吊环、单双杠、鞍马、3米高台、10米高台、单人跳、双人跳等等，就相当于结构化面试中事先准备好的毫无差别的题目；评委根据预先设定好的得分点和细项去评分，也像是根据标准化答案进行打分；为了将分数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两个极值，同样在结构化面试中运用了；运动员赛前刻苦训练，而且不惜从小抓起，所有的一切就是为了在某场比赛中取得高分；考公务员的人考前也刻苦复习，而且不惜从本科入学时就抓起，树立起考公的意识，为的就是在毕业前夕或以后的某次国考或省考中取得佳绩。一切不惜代价，为比赛或考试服务，前者是举国制的训练方式，后者是举国的考试意识。所以，我将这类运动称之为“考试型运动”。

无疑地，结构化面试可以尽量排除先入为主的主观因素影响，较为公平客观。但是，面试本身是人与人之间的直面交流，不可能做到完全排除印象因素；考生回答的每一道题都有自由发挥的余地，不限于所谓“得分点”，不能像笔试中的选择题那样有个真正的客观答案；考官不是机器，打分当然不能做到绝对客观。相反的，应聘者的很多真正的才能，甚至与考题不相关但与业务、专业密切相关的技术能力，就被区区几道机械的考题埋没了；有时候考生的想法比较另类，但言之有理，甚至对于政策、单位有积极建言作用的，就因为与得分点大相径庭而被扼杀掉了。因为考试是由上级统一安排，统考的单位也一般有数个甚至十数个，领导只能一刀切，根据行政意志强制组织统一的考题，统一制定得分点，注重共性牺牲个性。他们觉得，能答得好这些标准化题目的人才，肯定在各种单位都能做得好。但是，他们忽略了基层单位的专业性，忽略了术业有专攻的道理。为官的人当然哪里任职都一样，从辽宁省的机关调到大西南的云南省机关，做的都是一样的行政工作；而若让一个地震局的专业人员调到水利局去做专业工作，能胜任吗？

历史上悠久的官僚制度和科举传统在其中影响至大。按照黄仁宇的观点，在交通及通讯等技术制约下，基层与地方的实际情况，难以上达。中国的官僚为了管理过于广大的国土与过于庞大的人口，只能以上级整齐划一的理想公式管理万民。因此，真理自上而下，形成“倒金字塔”式的权力架构。久而久之，就不注重个人技术，亦无从根据地方基层的个别情况作调查反馈。科举考试内容无差别，选拔上来的官员也无技术上的区别，任职地点或部门可随意调换而不存在技术要求。这影响延续至今，在统一的国考之下，个人或单位的特性是无意义的：任何人都是“通材”，任何单位的工作都无差别。

其实，正是因为科举制度造就了所谓的“通材”，而使人材逐渐失去个性，知识分子读书的目的只剩下“为官”一途，真正以知识本身为目的纯粹读书人少之又少。学而优则仕，精英都跑去当官做吏，知识本身就渐渐被权力体系独占了。科举制度使中国的政治早熟，却使科学研究严重滞后。如今一脉相承，士子们宁愿考公务员，也不愿从事知识本身的研究。所以中国一直无缘Nobel Prize，尤其是科学方面的，也就不足为奇。相对于无科举制度及考试传统的西欧，从事知识研究的人不会想着凭此去做官，知识不为权力独占，因此牛顿能够为力学而研究力学，培根能为思想而探索思想，伽利略能为天文学而研究天文，由此奠定近代科学的基础。

今天交通及通讯等无比地发达，早已不是制约中央与地方基层联系的条件，可是官员的思维及处事方式仍习惯自上而下，并且有增无减。很多基层情况仍被官僚框架制约着而无法上达，稍有不妥便被说成“越级”。

回到考试型运动上。由于中国一贯以来优良的考试传统，举国制的集训形式在考试型项目中得到最好的应用，说穿了，就是一种应试训练。为了考得好成绩，不惜全力以赴，从小训练，揣摩评委。这些项目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民众极少参与，没有全民体育基础。民众对于这些应试式的高难度运动望而却步，宁愿选择形式自由的球类、田径类等运动。在考试型运动里，你可能永远也无法达到高分；可是在玩足球、篮球、短跑等时，不存在分数的压力，反而能各自玩出其乐趣：弱者可以跟弱者比赛；跑得慢者可以以跑得快者做榜样，下次追求更快。中国习惯考试，考试则是自上而下的，因此用举国制训练；欧美考试传统相对薄弱，重视自下而上的普及，因此足球等运动是强项。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夺金项目大多是民众参与极少的考试型运动，而足球等需要全民普及才能发挥实力的非应试型运动，却远远比不上欧美各国的一个原因。考试大国不等于人材大国，奥运亚运大国也不等于体育大国。

（《广州市志》引清代广州城郭图：城隍庙、小北门之位置）

趁着亚运前夕的大好天气，突然想去看看最近得益于亚运而修葺一新的景观。这些景观包括：城隍庙、城市原点公园、陈家祠广场、大元帅府广场、荔枝湾、东濠涌、小北门城门、花城广场等等。限于时间，首选的是城隍庙与小北门，主要是由于对广州城郭城坊史较有兴趣。一年前差不多这个时候，我曾按明清广州城墙的位置，在其今日对应的马路上徒步走了一圈。 http://kavinmark.blogbus.com/logs/49859268.html

广州城墙在宋代之前的具体范围，文献语焉不详，考古发掘亦未深入。如南越国城墙与其后的三国步骘城，相互间是否有沿用，后者有否在前者基础上扩建；唐代西城及蕃坊范围如何；南汉时是否因成为国都而大规模扩建城墙，其具体范围如何，等等问题，都有待考古工作进一步深入，与历史文献的进一步稽考去解答。北宋，建子城、东城、西城三城，其范围已大致能考究清楚。至于明代与清代的城墙，基本是一个系统，中途历经数次扩建，直至民国初年拆毁，是广州最晚近的城墙，也是广州历代城墙规模最大者。其中的小北门，亦诞生于此时。

明初城墙北扩，从宋代的豪贤路－越华路扩展到越秀北路－越秀山－盘福路一线。北城墙以镇海楼为中心，其东面有小北门，西面有大北门。小北门位于今小北路与越秀北路交界处，即小北花圈的十字路口；小北路穿城门而出城，即城门与小北路垂直，而与越秀北路－镇海路（今越秀公园内）在同一线上。今日重修的小北门，实际上变成了与越秀北路垂直，与小北路在同一线上，偏离了90度。可以理解，因为重修的小北门是建在越秀公园东门基础上的，这样既装饰了公园东门的门面，又实现了古城门重建之举，政府可谓一举两得。只是大家最好能知道，此小北门与历史上的小北城门，实际上略有偏移。

小北门旁侧还有仿古城墙的“宽兜巷”；而在新城门的不远处，越秀公园的深处，旧城墙不同程度的保留着。 

（上：新小北门   下：旧城墙）

有城墙则必有城隍。城隍伴随着城市而生，都城、州府、县各级政治中心，多有城隍。城隍分担了地方官的部分功能，在信仰层面（广义上属道教系统）对治下百姓以庇护。广州的城隍庙，实则在清雍正间已由府城隍庙升格为“都城隍庙”，为广东最高城隍，俨然将广州作为广东“首都”而看待，而与京师都城隍庙一个级别了。据我所知，仅北京、西安、广州的城隍为都城隍。北京是首都自不用说；西安是历史上重要都城，级别高也很正常；唯独广州，一个府城、省会级别，却拥有都城级别的城隍，亦可见广东或说岭南在全国的地位，以及岭南长期潜伏的一种“独立意识”，即区域化、地方化的痕迹在岭南非常明显，自成一隅。庙内的三个城隍爷，居中的主神乃南汉开国皇帝刘䶮；在主神的左右两侧，是明代名宦海瑞及杨淑山，二者皆未在粤做过地方官，但均以清廉正直著称，都是中央大官。不用广州府或广东省的著名地方官，而选用地方割据政权的帝王做主神、用中央大官做副神，可见其受“独立”意识的影响，并向都城等级看齐了。

这种“独立”的意识引申到后代，其实是一种“自主”的精神。例如，广州的事务广州人做主；不愿意完全跟从中央的脚步，政治上并不那么的随大流；总要提出一点反对声音，捍卫地方或个人的利益，等等。惟其如此，才会在清末民初这个大变局中，广东一隅涌现如此之多的救国志士、革命先驱；亦惟其如此，在举办亚运会的今日，广州人才那么敢于提出一些反对批评声音。粤人不好政术，但爱政治权利，就体现在此。

前些时日市长参观城隍庙，特地拜了拜海瑞爷，并说官员都要向海大人学习，做个清官。在三个城隍爷中，就数海瑞知名度最大，其又是华夏千年来首屈一指的清廉官员，不免吸引着现代地方官员去膜拜。其实，他们更应膜拜的是刘䶮——学习其御人之道，创造地方繁荣，不像海瑞爷那样，上下不讨好。虽然我们打从心里希望，他们能更像海瑞大人。

今日既闲着无事，便欲尝试乘坐新开通的广佛地铁回家。其号称国内首条城际地下轨道交通。

理论上花在地铁上的时间应该是：八号线沙园－宝岗大道约5分钟，二号线宝岗大道－公园前约10分钟，一号线公园前－西朗约20分钟，广佛线西朗－祖庙约30分钟，总共65分钟，加上换乘及等车所花的时间，保守估计80分钟内应能坐完。

而在祖庙站出站后，需乘坐蓝琼（佛山火车站－高明的公交）到西樵，约40分钟。如此，估计全程应在2小时左右。而且考虑过，只有在祖庙站下换乘公交是最快捷的，魁奇路站虽然更近，但目前仍无公交可乘。

其实从八号线沙园坐到一号线西朗站需换乘两次，且在距离上讲绕行了一个大圈，远不如直接坐公车到西朗（约15分钟）再进入广佛地铁。但考虑到地铁免费乘坐之政策下，作为枢纽站及始发站的西朗，站外一定是人山人海，那还不如先在沙园站这个边陲小站进站，避开安检的人流高峰。这样即使多转两次地铁，在时间上及体力上，仍是划得来的。

但这只是乘坐前的理想规划。事实证明，只想对了一半。

上午9点45分出门，十分钟后上了八号线，10点32分到达西朗站，一路过来一号线二号线八号线的人流还可接受，最多挤上几站。当我正欲转向下层接驳广佛线，实现“无缝对接”时，发现通道尚未开通，而被迫要出站，再从广佛线的站口入站。走下楼梯时（西朗站是地上站）一看，顿时傻了眼：黑压压的一大群人占满了站前广场，无数的铁马将几千号人分割成若干曲折的队伍，时而站口封闭而呆立，时而又因放行了而拥挤地蠕动。仿如欢乐谷中等候玩机动游戏的九曲十八弯队伍的混乱加长版，亦如春运时广州火车站前广场人群进站的微缩版。没想到在此非非上下班高峰期人流仍是如此恐怖——噢对，乘坐广佛地铁的本就没多少上下班人群，几乎是看热闹去观光的群众，因此就不存在高峰与非高峰时段，整一天都是如此情景的了，前提当然是在免费搭乘日。后来辛苦地挤了半个小时终于上广佛地铁了，30分钟后到达祖庙站，即11点32分。

由此看来，我出发前的计划失准了：既然到了西朗站仍要出站跟大队人拥挤进站，那当初计划从沙园这个小站回避进站人群的想法就毫无意义了，而且这也跟在芳村客运站排队等广佛快巴的情况本质是一样的，即不能通过地铁网做到无缝换乘，不能省去进出站点的时间。况且，此刻若去芳村客运站坐车，肯定是没多少人的。因此，与乘坐其他交通工具相比，坐地铁在今天唯一的优势仅仅就是“免费”——在时间上，比去客运站候车坐车所花时间要长，而且由始至终都得挤，无论是在站外还是列车上；坐快巴的话多少会有位置可坐。

当然，这可以说，是由于亚运期间免费乘坐，加上广佛地铁刚开通，所以大家都争着想喝“头啖汤”，以致拥挤，过些时日，状况就会好了。这本身没错，这也是无可避免的大众现象。但我想说的是从此一幕反映出的一些文化心理。如今，广佛线在西朗站内仍未能实现站内换乘、无缝接驳，即未能与广州市域内的轨道一体化，甚至还不如坐777、2218、2202等众多的广佛快巴在芳村客运站出站然后转乘公交或地铁方便或省时。即使如此，很多市民，特别是广州的市民认为，广佛地铁的开通，感觉两个城市一下子近了许多，，即使它是为了赶在亚运前开通而还没来得及与一号线接驳起来。在很多市民心目中，这条地铁的开通，才标志着广佛同城化的实现。

其实，区区一条地铁的开通不能增进多少广佛的同城化，更何况这地铁现在还只是形式上接上了广州的轨道交通。很多广佛候鸟，或佛山、南海本地人都知道，在没有地铁之前，广佛两地本身就存在众多比较便捷的城际交通，来往广佛也不是只有一条路线，而是在两市的连接处连成大片的交通网络。但是，随着公路状况的进一步复杂、车辆的增多以及公交路线本身缺乏统筹规划和整合，人们乘坐巴士来往广佛似乎没那么快了，于是就盼望地铁的出现。如今想起来，十年前坐公交来往广佛，是半个小时；现在坐地铁从祖庙到西朗，也是半个小时。等候进站和进列车的时间，与在公交站等巴士所花的时间亦相差无几。时间没有省，但人们的心态变了。在环境逐步恶劣，交通状况日趋严峻的今日，地铁仿佛是陆上交通的净土，可以不受路面状况的干扰，备受珍惜和重视。因此，对于不常来往广佛，或对广佛距离没太多概念的很多广州市民来说，现在有了城际地铁，就一定是比以前快多了，特别是观念上更近了。亦只有地铁，才真正得到众多市民对于两地同城的认可。

若在非免费日，以及西朗站真正接驳起来后，乘坐广佛地铁，从佛山市中心的祖庙，到广州市中心的公园前（最近在此附近新辟了广州城市原点公园），行车时间约50分钟，加上换乘一次的时间及候车时间，最多就一个小时，路程大约25公里。注意，这是从城市中心到城市中心，而不是从城市边缘到城市边缘，因此，足见两个城市本身距离之近，是无可置疑的，或者说两市区间根本没有真正的城郊。如果忽略行政区划上的“地级市”的地界划分，单纯从“自然城市”的观念而言，实际上广佛本可看作一座城市。广佛的同城不是这几年或十几年的事情了，传统上，广州是省城，是大城，是政治文化经济中心；佛山属广州府南海县，是毗邻省城的镇，是纯粹的工商业起家的大镇，并非政府驻地，不是地区政治中心。这一大一小两个城市，在功能上取长补短，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黄萧养欲取广州，必先取重镇佛山，取此二地之计划名曰“拜佛羊”；取得政治中心广州，又得制铁业重镇佛山，粤地尽在掌控中。后来广州、佛山同为广东四大名镇之二，沟通二地的陆路“省佛通衢”，以及水路佛山涌，曾经繁华一时，满载货物。孙中山当初对于广州市政的规划构思中，亦将佛山归入到广州市西部工业发展中。解放后，由于地区的设立，特别是地级市的设立，南海与番禺这千余年来同时作为广州城附郭县的两兄弟，也正式分家，南海归佛山，番禺归广州，行政区划决定了两地是不同的“市”。由此，广佛间仿佛建起了一道人为的藩篱，本来是“同城”的两地又分隔了。

俱往矣。经济的复苏，随之带动新一轮的同城，或者说，是重新同城起来了。但是真正的同城，应该在共同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做到交通、通讯、教育、医疗、市政规划等等各方面的一体化，而不仅仅是多几条广佛一号线、二号线。

说了这么多，最后说回到广佛地铁乘坐途中观察到的几个问题吧。

首先，地铁报站时，站点邻近的标志性地点没有报出，仅仅说了一两条街道名，比如千灯湖站不报千灯湖公园、保利水城等，仅仅报了一条路名（好像是桂澜路？）；雷岗站则不报雷岗公园等，只报了佛平西路；普君北站只报了普君北路和兆祥路，附近不远的东华里、广东粤剧博物馆等则不提；祖庙站则只报了祖庙路与建新路，不报祖庙、百花广场、兴华商场等更具体的地点。一般游人不认识什么建新路、桂澜路，他们最想知道的是哪个站能去著名的建筑、商厦、景点。

第二，有两个站名的英文，似乎需要再斟酌斟酌。千灯湖站：Qiandenghu Lake。要么全音译，Qiandenghu；要么半音译，Qiandeng Lake；要么就千灯湖公园，Qiandenghu Park，怎么也不至于是“千灯湖湖站”吧。祖庙：Zumiao。按理说也行，全音译，不过也可借鉴陈家祠站的译法，意译。只是“祖庙”的意思，不是祖先庙堂，要另外细想了。（或者“北帝庙”、“真武庙”）